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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0 12:04
社会与生活

社会|北京的最后窗口:当“每三人一老”从预测变成日程

抚养比十二年翻番,劳动力连续一十二载收缩——重度老龄化倒计时下,一座超大城市的结构性转折。
■

北京正在逼近一条它从未跨越的线。

2025年底,这座城市的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官方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3%,北京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从24.3%到33%,表面上是九个百分点的位移;但在人口结构的时间轴上,这是一段几乎不可逆的压缩式进程。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三分之一”这个静态数字,而是数字背后一组正在加速的交换关系。

2013年,北京的老年人抚养比是19.0%——大约5.3个劳动力负担1位老人。到2025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38.0%,相当于2.6个劳动力就要负担1位老人。与此同时,15—59岁劳动力人口从2013年的历史峰值连续12年下降,累计减少218.6万,降幅约13.6%。一端在收缩,另一端在膨胀,两条曲线之间的夹角,就是北京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压力。



这不是一个“养老床位够不够”的问题。床位当然重要:全市各类养老床位15.5万张,“十五五”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要从当前水平提升至73%。但床位回应的是已经发生的失能,抚养比回应的是尚未发生的系统负担。当2.6个劳动力负担1位老人的格局进一步收紧,真正被测试的不是养老院的数量,而是这座城市能否在不显著提高税负、不压低年轻人收入预期的前提下,维持一套可持续的照护融资体系。

政策层面并非没有动作。2026年7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确立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2025年养老服务津贴补贴累计发放约35.1亿元,惠及困难、失能、高龄等老年群体约1195.8万人次。市场端也在回应:截至2025年9月,北京老龄产业市场主体共18256家,其中近四成为近5年新设;2025年前三季度,智慧养老服务新设机构同比增长70.87%,成为养老产业中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同一个未被充分讨论的前提:它们假设北京仍然拥有足够的劳动年龄人口来同时支付养老金、购买养老服务、维持城市运转。而劳动力连续12年下降的事实,正在侵蚀这个前提。



一个更具原创性的视角或许在于:北京的重度老龄化,本质上是一场“时间错配”。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劳动力人口的持续收缩,发生在同一个十年里。这意味着,未来十年既是老龄化压力集中释放的十年,也是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的最后窗口。低龄老人再就业如果只停留在零工市场和零散补贴的层面,就无法对冲抚养比翻番带来的系统性缺口。

真正需要被重新设计的,是“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基础设施:弹性退休的激励相容机制、老年劳动权益的保障框架、企业雇用高龄劳动者的成本分担规则。这些议题的紧迫性,并不亚于建多少张床位。因为床位可以用钱买,而一个愿意继续工作、有能力继续工作、也被制度允许继续工作的低龄老年群体,买不来。

2035年并不遥远。从现在算起,不到十年。北京还有时间,但窗口正在变窄。

■
撰文 / OR
题图来源:WSJ/Satoshi Hash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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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0 12:04

社会|北京的最后窗口:当“每三人一老”从预测变成日程

抚养比十二年翻番,劳动力连续一十二载收缩——重度老龄化倒计时下,一座超大城市的结构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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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在逼近一条它从未跨越的线。

2025年底,这座城市的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官方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超过33%,北京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从24.3%到33%,表面上是九个百分点的位移;但在人口结构的时间轴上,这是一段几乎不可逆的压缩式进程。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三分之一”这个静态数字,而是数字背后一组正在加速的交换关系。

2013年,北京的老年人抚养比是19.0%——大约5.3个劳动力负担1位老人。到2025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38.0%,相当于2.6个劳动力就要负担1位老人。与此同时,15—59岁劳动力人口从2013年的历史峰值连续12年下降,累计减少218.6万,降幅约13.6%。一端在收缩,另一端在膨胀,两条曲线之间的夹角,就是北京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压力。



这不是一个“养老床位够不够”的问题。床位当然重要:全市各类养老床位15.5万张,“十五五”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要从当前水平提升至73%。但床位回应的是已经发生的失能,抚养比回应的是尚未发生的系统负担。当2.6个劳动力负担1位老人的格局进一步收紧,真正被测试的不是养老院的数量,而是这座城市能否在不显著提高税负、不压低年轻人收入预期的前提下,维持一套可持续的照护融资体系。

政策层面并非没有动作。2026年7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确立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地方性法规。2025年养老服务津贴补贴累计发放约35.1亿元,惠及困难、失能、高龄等老年群体约1195.8万人次。市场端也在回应:截至2025年9月,北京老龄产业市场主体共18256家,其中近四成为近5年新设;2025年前三季度,智慧养老服务新设机构同比增长70.87%,成为养老产业中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同一个未被充分讨论的前提:它们假设北京仍然拥有足够的劳动年龄人口来同时支付养老金、购买养老服务、维持城市运转。而劳动力连续12年下降的事实,正在侵蚀这个前提。



一个更具原创性的视角或许在于:北京的重度老龄化,本质上是一场“时间错配”。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劳动力人口的持续收缩,发生在同一个十年里。这意味着,未来十年既是老龄化压力集中释放的十年,也是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的最后窗口。低龄老人再就业如果只停留在零工市场和零散补贴的层面,就无法对冲抚养比翻番带来的系统性缺口。

真正需要被重新设计的,是“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基础设施:弹性退休的激励相容机制、老年劳动权益的保障框架、企业雇用高龄劳动者的成本分担规则。这些议题的紧迫性,并不亚于建多少张床位。因为床位可以用钱买,而一个愿意继续工作、有能力继续工作、也被制度允许继续工作的低龄老年群体,买不来。

2035年并不遥远。从现在算起,不到十年。北京还有时间,但窗口正在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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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OR
题图来源:WSJ/Satoshi Hash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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