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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17 14:48
商业

算力遇上电力:中国式“瓦特与比特”的艰难共舞

——“算电协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一场关于算力经济性的压力测试正在展开。
■

2026年7月10日,上海正值夏季用电负荷的尖峰时刻。国网上海电力的调度中心里,大屏幕上跳动着16家数据中心的实时负荷曲线——上海电信、万国数据、上海仪电、阿里巴巴集团。两小时内,这些分散在城市各处的算力设施协同压减负荷9.78万千瓦。这是迄今国内城市单次算力负荷调节规模最大的一次实测。

同一天,数千公里外的新疆伊吾,一座戈壁小城正在利用年均4.5℃的天然冷凉气候,承接来自东部的算力任务。中国电信临港算力联合朗新科技,让算力任务跟随电力现货价格在上海、安徽、新疆三地之间流动,在几天的实测周期内实现了显著的用电成本优化。

比特跟着瓦特走。这句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描述,正在成为中国算力产业的新常态。

2026年3月,“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并列为新基建工程。随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推进“六张网”建设。5月,四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6月,《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

政策密度之高,在近年来的产业政策中并不多见。

但政策的密集出台,恰恰暴露了一个紧迫的现实:算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电力。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国家能源局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8000亿千瓦时——年均新增约1260亿千瓦时。2026年1至5月,仅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就达4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4.6%,贡献了全社会超5%的用电增量。

更直观的参照来自Token调用量。2024年初,全国日均Token调用量仅1000亿;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2026年3月突破140万亿。两年多时间,增长超过1000倍。

“AI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这句在行业内广为流传的判断,正在从比喻变成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华创证券研报显示,电力成本在数据中心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56.7%,是排在首位的主要支出项。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年耗电30亿度,每度电便宜一毛钱,利润就能多出3亿元。

算电协同的提出,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经济问题:当算力变成一种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时,它的成本由什么决定?

答案是电力。更准确地说,是电力的价格、稳定性和绿色程度。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起点:全球最大的统一电网。南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对此有一个判断——海外没有强大统一电网,算力发展依托分布式供电、碎片化布局;中国则依托全球领先的统一大电网,走电力赋能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协同发展之路。“尽管当前我国算力在技术方面仍处于追赶阶段,但电力基础设施全球领先,借此可实现算力产业的换道超车和普惠落地。”

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清晰的数据对比。美国北弗吉尼亚、硅谷等数据中心集聚区电价约0.07至0.12美元/千瓦时,折合人民币0.5至0.8元;德国、爱尔兰等欧洲地区高达0.15至0.25欧元/千瓦时,折合人民币1.2至2.0元。而内蒙古的数据中心到户电价仅约0.35元/度,绿电使用比例超过86%。

电价差就是利润差,就是竞争力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30年数据中心年度用电量可能达到3900亿至8200亿千瓦时——如果每度电比欧洲便宜0.8元,每年节省的电费就是数千亿级别的成本优势。

这正是“算电协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的经济逻辑:用电力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去补贴算力产业的成本劣势。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三道坎。

第一道坎是规划错配。据国网能源研究院供需所所长韩新阳介绍,算力规划由工信、数据部门主导,电力规划由能源部门牵头,“两者规划周期不同步,导致算力设施建好了,电网配套跟不上;或者电网扩容了,算力还没落地”。新华财经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从体制机制差异到建设规划周期错配,多重障碍交织叠加。

第二道坎是技术瓶颈。算力负荷的波动性与新能源出力的间歇性,在时间尺度上并不匹配。风电光伏“靠天吃饭”,而AI推理需要7×24小时不间断。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调度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层面的难题。

第三道坎是市场机制。算力中心参与电网调节,理论上可以成为“虚拟电厂”,但现实中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电网公司要保供电安全,数据中心要保服务质量,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

这三道坎,正在被一个个具体的实践逐一突破。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中国华电2024年启动了首个专为数据中心直供绿电的项目,一期建成36万千瓦风光电场,绿电占比达43%。在贵州贵安,南方电网牵头成立了算电协同产业联盟,联合23家数据中心共同破解“安全、绿色、高效、低成本”的“不可能四角”。在四川成都,华为举办算电协同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峰会,汇聚千余名嘉宾探讨绿色算力建设。

而上海7月10日的实测,则标志着算电协同从单点试验走向了系统集成——首次将柔性负荷调节、备电柴发切换、算力跨域转移三类技术路径置于同一时段统一调度。用国网上海电力营销服务中心需求侧管理中心副主任赵建立的话说,“不同资源的响应速度、调节特性各不相同,好比一支乐队,弦乐、管乐、打击乐要同时配合才能奏出效果”。

算电协同的真正意义,可能比表面看到的更为深远。

它正在重新定义算力的成本结构。过去,算力成本主要由芯片、服务器等硬件决定;未来,电力成本将占据越来越大的权重。谁掌握了低成本的电力,谁就掌握了算力的定价权。

它正在改变数据中心的选址逻辑。这预示着一种趋势:数据中心的选址逻辑可能正在改变,从靠近用户转向靠近绿电。算力与电力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不是被动地“等电来”,而是主动地向电而去。这意味着,西部的新能源富集区——内蒙古、甘肃、宁夏、贵州——将从“能源输出地”变成“算力输出地”,从“西电东送”走向“西算东送”。

它还在重塑电力系统的运行逻辑。算力中心不再是单纯的“用电大户”,而是可以被调度的灵活性资源——参与削峰填谷、提供辅助服务、甚至作为应急保供的“隐形力量”。

南方电网电算科技数字工程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钱琳有一个判断:美国单台算力设备可实现满负荷高效输出,而中国则需要设备叠加才能达到同等算力效果。“若不能破解技术短板和成本劣势的困境,我国算力产业将处于被动跟随状态。”

算电协同,正是在用电力之长补算力之短。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

算力需求并非在全国均匀扩张,而是高度集中于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据测算,内蒙古每年新增算力用电约200亿度,其中约120亿度需由火电承接——这意味着,即便在绿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短期内仍离不开传统能源的托底。

国产算力芯片的突破进度,直接影响着算电协同的实际效果。当前算力用电增长仍受AI芯片、集群建设节奏的约束。一旦国产芯片实现大规模量产,新增用电可能从局部扩散为全国性需求,电价影响也将由北方枢纽向全国传导。

更大的变量在于Token成本的下降。硬件成本下降、能效提升会降低AI使用门槛,推动应用扩张。类似移动互联网流量随资费下降而持续增长,AI单位成本下降不必然压低总用电,反而可能通过调用量的大幅提升,带来算力用电需求的二次增长。

这意味着,算电协同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场持续的压力测试。

7月10日上海的那场实测结束后,参与各方收获的不仅是一组数据。国网上海电力营销部智能用电处处长吴丹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全方式验证只是起点,能否落地可用、规模推广才是关键。”

这句话道出了算电协同在中国面临的真正命题:从政策写入到工程落地,从单点示范到规模化推广,从“能做”到“好用”——每一步都需要跨越巨大的鸿沟。

但方向已经清晰。在全球AI竞赛中,算力是矛,电力是盾。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不是去追赶别人手里的矛,而是先把自己的盾做得足够厚、足够便宜。

当瓦特与比特真正实现双向奔赴,算力的经济性就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而这,正是“算电协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真正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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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遇上电力:中国式“瓦特与比特”的艰难共舞

——“算电协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一场关于算力经济性的压力测试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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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0日,上海正值夏季用电负荷的尖峰时刻。国网上海电力的调度中心里,大屏幕上跳动着16家数据中心的实时负荷曲线——上海电信、万国数据、上海仪电、阿里巴巴集团。两小时内,这些分散在城市各处的算力设施协同压减负荷9.78万千瓦。这是迄今国内城市单次算力负荷调节规模最大的一次实测。

同一天,数千公里外的新疆伊吾,一座戈壁小城正在利用年均4.5℃的天然冷凉气候,承接来自东部的算力任务。中国电信临港算力联合朗新科技,让算力任务跟随电力现货价格在上海、安徽、新疆三地之间流动,在几天的实测周期内实现了显著的用电成本优化。

比特跟着瓦特走。这句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描述,正在成为中国算力产业的新常态。

2026年3月,“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并列为新基建工程。随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推进“六张网”建设。5月,四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6月,《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算电协同一体化发展。

政策密度之高,在近年来的产业政策中并不多见。

但政策的密集出台,恰恰暴露了一个紧迫的现实:算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电力。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国家能源局预测,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8000亿千瓦时——年均新增约1260亿千瓦时。2026年1至5月,仅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就达4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4.6%,贡献了全社会超5%的用电增量。

更直观的参照来自Token调用量。2024年初,全国日均Token调用量仅1000亿;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2026年3月突破140万亿。两年多时间,增长超过1000倍。

“AI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这句在行业内广为流传的判断,正在从比喻变成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华创证券研报显示,电力成本在数据中心运营成本中的占比高达56.7%,是排在首位的主要支出项。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年耗电30亿度,每度电便宜一毛钱,利润就能多出3亿元。

算电协同的提出,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经济问题:当算力变成一种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时,它的成本由什么决定?

答案是电力。更准确地说,是电力的价格、稳定性和绿色程度。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起点:全球最大的统一电网。南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总经理胡荣对此有一个判断——海外没有强大统一电网,算力发展依托分布式供电、碎片化布局;中国则依托全球领先的统一大电网,走电力赋能算力、算力反哺电网的协同发展之路。“尽管当前我国算力在技术方面仍处于追赶阶段,但电力基础设施全球领先,借此可实现算力产业的换道超车和普惠落地。”

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清晰的数据对比。美国北弗吉尼亚、硅谷等数据中心集聚区电价约0.07至0.12美元/千瓦时,折合人民币0.5至0.8元;德国、爱尔兰等欧洲地区高达0.15至0.25欧元/千瓦时,折合人民币1.2至2.0元。而内蒙古的数据中心到户电价仅约0.35元/度,绿电使用比例超过86%。

电价差就是利润差,就是竞争力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30年数据中心年度用电量可能达到3900亿至8200亿千瓦时——如果每度电比欧洲便宜0.8元,每年节省的电费就是数千亿级别的成本优势。

这正是“算电协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的经济逻辑:用电力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去补贴算力产业的成本劣势。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三道坎。

第一道坎是规划错配。据国网能源研究院供需所所长韩新阳介绍,算力规划由工信、数据部门主导,电力规划由能源部门牵头,“两者规划周期不同步,导致算力设施建好了,电网配套跟不上;或者电网扩容了,算力还没落地”。新华财经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从体制机制差异到建设规划周期错配,多重障碍交织叠加。

第二道坎是技术瓶颈。算力负荷的波动性与新能源出力的间歇性,在时间尺度上并不匹配。风电光伏“靠天吃饭”,而AI推理需要7×24小时不间断。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调度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层面的难题。

第三道坎是市场机制。算力中心参与电网调节,理论上可以成为“虚拟电厂”,但现实中涉及多方利益博弈——电网公司要保供电安全,数据中心要保服务质量,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

这三道坎,正在被一个个具体的实践逐一突破。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中国华电2024年启动了首个专为数据中心直供绿电的项目,一期建成36万千瓦风光电场,绿电占比达43%。在贵州贵安,南方电网牵头成立了算电协同产业联盟,联合23家数据中心共同破解“安全、绿色、高效、低成本”的“不可能四角”。在四川成都,华为举办算电协同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峰会,汇聚千余名嘉宾探讨绿色算力建设。

而上海7月10日的实测,则标志着算电协同从单点试验走向了系统集成——首次将柔性负荷调节、备电柴发切换、算力跨域转移三类技术路径置于同一时段统一调度。用国网上海电力营销服务中心需求侧管理中心副主任赵建立的话说,“不同资源的响应速度、调节特性各不相同,好比一支乐队,弦乐、管乐、打击乐要同时配合才能奏出效果”。

算电协同的真正意义,可能比表面看到的更为深远。

它正在重新定义算力的成本结构。过去,算力成本主要由芯片、服务器等硬件决定;未来,电力成本将占据越来越大的权重。谁掌握了低成本的电力,谁就掌握了算力的定价权。

它正在改变数据中心的选址逻辑。这预示着一种趋势:数据中心的选址逻辑可能正在改变,从靠近用户转向靠近绿电。算力与电力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不是被动地“等电来”,而是主动地向电而去。这意味着,西部的新能源富集区——内蒙古、甘肃、宁夏、贵州——将从“能源输出地”变成“算力输出地”,从“西电东送”走向“西算东送”。

它还在重塑电力系统的运行逻辑。算力中心不再是单纯的“用电大户”,而是可以被调度的灵活性资源——参与削峰填谷、提供辅助服务、甚至作为应急保供的“隐形力量”。

南方电网电算科技数字工程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钱琳有一个判断:美国单台算力设备可实现满负荷高效输出,而中国则需要设备叠加才能达到同等算力效果。“若不能破解技术短板和成本劣势的困境,我国算力产业将处于被动跟随状态。”

算电协同,正是在用电力之长补算力之短。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

算力需求并非在全国均匀扩张,而是高度集中于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据测算,内蒙古每年新增算力用电约200亿度,其中约120亿度需由火电承接——这意味着,即便在绿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短期内仍离不开传统能源的托底。

国产算力芯片的突破进度,直接影响着算电协同的实际效果。当前算力用电增长仍受AI芯片、集群建设节奏的约束。一旦国产芯片实现大规模量产,新增用电可能从局部扩散为全国性需求,电价影响也将由北方枢纽向全国传导。

更大的变量在于Token成本的下降。硬件成本下降、能效提升会降低AI使用门槛,推动应用扩张。类似移动互联网流量随资费下降而持续增长,AI单位成本下降不必然压低总用电,反而可能通过调用量的大幅提升,带来算力用电需求的二次增长。

这意味着,算电协同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场持续的压力测试。

7月10日上海的那场实测结束后,参与各方收获的不仅是一组数据。国网上海电力营销部智能用电处处长吴丹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全方式验证只是起点,能否落地可用、规模推广才是关键。”

这句话道出了算电协同在中国面临的真正命题:从政策写入到工程落地,从单点示范到规模化推广,从“能做”到“好用”——每一步都需要跨越巨大的鸿沟。

但方向已经清晰。在全球AI竞赛中,算力是矛,电力是盾。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不是去追赶别人手里的矛,而是先把自己的盾做得足够厚、足够便宜。

当瓦特与比特真正实现双向奔赴,算力的经济性就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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