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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08 07:16
科技

选票在拒斥,对话框在拥抱:中美AI的“可见性错配”

华盛顿在为数据中心的选址焦头烂额,北京的工厂和手机屏幕在把模型变成日常。两种AI社会契约,正在把同一个技术推向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
■

2026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国中期选举给硅谷浇了一盆冰水。NBC新闻出口民调显示,76%的选民反对在自己社区新建数据中心,56%的人将AI与数据中心列为国会投票的“关键或重要因素”;在明确将数据中心列入地方投票的选战中,限制性提案大面积胜出。更早的《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联合民调捕捉到了同样的信号:61%的选民反对建设驱动AI的巨型计算综合体,民主党选民中75%反对,共和党选民中也有47%站在对立面。两党在几乎所有其他议题上势如水火,唯独在“不想让AI的物理形态出现在自家后院”这件事上,形成了跨党派共识。

这不是一次孤立波动。Semafor援引的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AI跑得太快,超过半数对这项技术持负面看法,18至29岁人群中仅18%感到“有希望”。Pew Research在2026年9月发布的调查进一步刻画了恶化的速度:54%的美国人认为数据中心对环境“弊大于利”,较1月的39%大幅上升;50%认为对家庭能源账单不利,较1月的38%上升;49%认为对附近居民生活质量不利,较1月的30%上升。每一类别中,认为“利大于弊”的受访者仅占4%。



华盛顿的回应是分裂的。联邦层面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AI成文法;白宫2026年3月20日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立法框架》,核心诉求之一恰恰是用联邦优先权压制各州各自为政的监管冲动,但加州、科罗拉多、纽约、得克萨斯早已在透明度、算法定价和高风险系统上搭建起碎片化的规则拼图。特朗普政府持续为数据中心建设辩护,将其框定为对华竞争的必要条件,但这套“国家安全”叙事在选民的能源账单和社区噪音面前收效甚微。科技行业的处境因此格外尴尬:它在资本端拥有史上最庞大的私人投资——斯坦福《2026 AI Index》显示,2025年美国私人AI投资高达2859亿美元,中国同期披露的私人AI投资为124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23.1倍。但在社会端,它正在为一个连选票上都写着“不”的基础设施模式付出代价。

把视线向东移,画面切换得近乎突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6年9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给出了一个关键刻度: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相当于每两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直接使用生成式AI产品。QuestMobile的监测则展示了使用的深度:截至2026年8月,AI原生APP月活跃用户达5.37亿,月人均使用85.1次,同比增长67.1%;用户“找信息”的第一入口正在从搜索框迁往AI对话框,搜索引擎类APP月人均使用次数同期降至35.8次,同比下降21.7%。

7亿用户不是靠“愿景”堆出来的。国务院2026年5月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政策语言反复落在“以行业应用需求为牵引”上,重心明确放在场景落地而非基础设施先行。工信部的数据为这种应用导向提供了物理底座:截至2026年9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592 EFLOPS,同比增长146%;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



两套数据放在一起,浮现出来的是一种 “可见性错配” 。美国的AI在公共空间里高度可见:数据中心是看得见的混凝土和电费单,裁员是看得见的邮件和遣散费,游说支出是看得见的政治广告。当一个技术的物理足迹直接落在选民的社区、电网和工资单上时,反感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动员。中国的AI则更多以“对话框”和“产线模块”的形态存在:它不要求在每一条街道旁边建一座冷却塔,而是嵌入外卖调度、工厂质检、会议纪要和短视频推荐里。它的政治能见度更低,日常渗透率更高。

斯坦福报告里有一组数字值得反复咀嚼:美国用23倍的私人投资,把顶尖模型对中国的性能领先优势压缩到了2.7%——截至2026年3月,Arena排行榜上美国最高分模型与中国最高分模型之间的差距仅剩这一窄缝。同一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实体提交了全球69.7% 的AI专利,论文发表量占全球23.2%。资本堆砌的边际回报正在递减,而中国用远低于美国的私人资本,在专利体量、工业机器人部署和应用密度上建立了另一种优势。这未必意味着中国模式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更“优越”,但它确实揭示了一件事:AI的社会接受度,不取决于谁在模型排行榜上领先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取决于普通人是在“被要求接受一座数据中心”,还是在“顺手用一次AI”的过程中形成对技术的默认。

欧洲的数据给“西方担忧蔓延”的判断提供了注脚。Allianz Pulse 2026调查显示,欧洲受访者对AI的总体净情绪为-34%,对就业影响的净情绪恶化至-66%左右;即便在跨大西洋比较中相对缓和的美国,总体净情绪也停留在-44%。但同一调查中,AI的使用频率仍在上升,说明 “拥抱”和“敌意”从来不是互斥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能不能让足够多的人在使用中积累起“这东西对我有用”的经验,而不是在选票上积累起“这东西别建在我家旁边”的愤怒。

2026年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两条清晰的路径。一条把AI的政治经济学押注在资本规模和基础设施扩张上,然后发现选票会反噬。另一条把赌注押在应用密度和日常渗透上,然后发现7亿人的使用习惯本身就是最廉价、也最稳固的社会许可。两条路径都还没有走到终点,但它们已经用各自的方式证明:AI的胜负手,不在谁建了更多的数据中心,而在谁让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里觉得这件事不需要被“接受”,只需要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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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OR
题图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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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干妈陶华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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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在拒斥,对话框在拥抱:中美AI的“可见性错配”

华盛顿在为数据中心的选址焦头烂额,北京的工厂和手机屏幕在把模型变成日常。两种AI社会契约,正在把同一个技术推向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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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国中期选举给硅谷浇了一盆冰水。NBC新闻出口民调显示,76%的选民反对在自己社区新建数据中心,56%的人将AI与数据中心列为国会投票的“关键或重要因素”;在明确将数据中心列入地方投票的选战中,限制性提案大面积胜出。更早的《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联合民调捕捉到了同样的信号:61%的选民反对建设驱动AI的巨型计算综合体,民主党选民中75%反对,共和党选民中也有47%站在对立面。两党在几乎所有其他议题上势如水火,唯独在“不想让AI的物理形态出现在自家后院”这件事上,形成了跨党派共识。

这不是一次孤立波动。Semafor援引的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AI跑得太快,超过半数对这项技术持负面看法,18至29岁人群中仅18%感到“有希望”。Pew Research在2026年9月发布的调查进一步刻画了恶化的速度:54%的美国人认为数据中心对环境“弊大于利”,较1月的39%大幅上升;50%认为对家庭能源账单不利,较1月的38%上升;49%认为对附近居民生活质量不利,较1月的30%上升。每一类别中,认为“利大于弊”的受访者仅占4%。



华盛顿的回应是分裂的。联邦层面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AI成文法;白宫2026年3月20日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立法框架》,核心诉求之一恰恰是用联邦优先权压制各州各自为政的监管冲动,但加州、科罗拉多、纽约、得克萨斯早已在透明度、算法定价和高风险系统上搭建起碎片化的规则拼图。特朗普政府持续为数据中心建设辩护,将其框定为对华竞争的必要条件,但这套“国家安全”叙事在选民的能源账单和社区噪音面前收效甚微。科技行业的处境因此格外尴尬:它在资本端拥有史上最庞大的私人投资——斯坦福《2026 AI Index》显示,2025年美国私人AI投资高达2859亿美元,中国同期披露的私人AI投资为124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23.1倍。但在社会端,它正在为一个连选票上都写着“不”的基础设施模式付出代价。

把视线向东移,画面切换得近乎突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6年9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给出了一个关键刻度: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相当于每两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在直接使用生成式AI产品。QuestMobile的监测则展示了使用的深度:截至2026年8月,AI原生APP月活跃用户达5.37亿,月人均使用85.1次,同比增长67.1%;用户“找信息”的第一入口正在从搜索框迁往AI对话框,搜索引擎类APP月人均使用次数同期降至35.8次,同比下降21.7%。

7亿用户不是靠“愿景”堆出来的。国务院2026年5月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政策语言反复落在“以行业应用需求为牵引”上,重心明确放在场景落地而非基础设施先行。工信部的数据为这种应用导向提供了物理底座:截至2026年9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592 EFLOPS,同比增长146%;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超过30%。



两套数据放在一起,浮现出来的是一种 “可见性错配” 。美国的AI在公共空间里高度可见:数据中心是看得见的混凝土和电费单,裁员是看得见的邮件和遣散费,游说支出是看得见的政治广告。当一个技术的物理足迹直接落在选民的社区、电网和工资单上时,反感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动员。中国的AI则更多以“对话框”和“产线模块”的形态存在:它不要求在每一条街道旁边建一座冷却塔,而是嵌入外卖调度、工厂质检、会议纪要和短视频推荐里。它的政治能见度更低,日常渗透率更高。

斯坦福报告里有一组数字值得反复咀嚼:美国用23倍的私人投资,把顶尖模型对中国的性能领先优势压缩到了2.7%——截至2026年3月,Arena排行榜上美国最高分模型与中国最高分模型之间的差距仅剩这一窄缝。同一份报告还显示,中国实体提交了全球69.7% 的AI专利,论文发表量占全球23.2%。资本堆砌的边际回报正在递减,而中国用远低于美国的私人资本,在专利体量、工业机器人部署和应用密度上建立了另一种优势。这未必意味着中国模式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更“优越”,但它确实揭示了一件事:AI的社会接受度,不取决于谁在模型排行榜上领先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取决于普通人是在“被要求接受一座数据中心”,还是在“顺手用一次AI”的过程中形成对技术的默认。

欧洲的数据给“西方担忧蔓延”的判断提供了注脚。Allianz Pulse 2026调查显示,欧洲受访者对AI的总体净情绪为-34%,对就业影响的净情绪恶化至-66%左右;即便在跨大西洋比较中相对缓和的美国,总体净情绪也停留在-44%。但同一调查中,AI的使用频率仍在上升,说明 “拥抱”和“敌意”从来不是互斥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社会能不能让足够多的人在使用中积累起“这东西对我有用”的经验,而不是在选票上积累起“这东西别建在我家旁边”的愤怒。

2026年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两条清晰的路径。一条把AI的政治经济学押注在资本规模和基础设施扩张上,然后发现选票会反噬。另一条把赌注押在应用密度和日常渗透上,然后发现7亿人的使用习惯本身就是最廉价、也最稳固的社会许可。两条路径都还没有走到终点,但它们已经用各自的方式证明:AI的胜负手,不在谁建了更多的数据中心,而在谁让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里觉得这件事不需要被“接受”,只需要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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