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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9 10:00
社会与生活

从澳大利亚到欧盟,全球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潮正遭遇同一个困境

一纸禁令,能挡住Z世代的拇指吗?

【OR伦敦】——去年12月的一个清晨,悉尼母亲Naomi Parrish在厨房里发现了儿子Ethan用白板笔写下的一份“请愿书”。12岁的Ethan刚刚拿到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他想下载TikTok。白板上工工整整地列着几条理由,旁边还贴着两张贴满卡通贴纸的手写信。

Parrish女士的答复很干脆:不行。她的理由让儿子无从反驳——“这是违法的,我们会因此被罚款。”

这道“护身符”来自澳大利亚2025年12月生效的全球首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该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在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和X等主流平台拥有账户。禁令生效后48小时内,超过470万个社媒账户被移除或停用。

然而,六个月后的现实远比立法者想象的复杂。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一项调查覆盖了408名12至17岁青少年,结果显示约86%的16岁以下受访者在过去一周内仍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另有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澳大利亚eSafety监管机构3月的报告也显示,七成在禁令前已有账号的青少年仍然活跃在平台上。

“我感觉那一天什么都没有改变。”堪培拉15岁的Olivia Olsen说。42岁的Lauren Hillier原本指望禁令能让她不必再扮演“邪恶的坏妈妈”来管控13岁儿子和15岁继女的手机使用——结果她的儿子仍在使用Instagram,继女仍在刷Snapchat。

澳大利亚政府的选择是“加倍下注”。今年6月,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将对违规科技企业的最高罚款从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并赋予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更大的调查权限。“大型科技公司没有做足够的事来遵守法律——平台上仍然有太多孩子,”阿尔巴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通信部长Anika Wells则指责企业“采用大型科技公司的惯用伎俩,做最低限度的敷衍。”

澳大利亚的试验并未阻止其他国家跟进——恰恰相反。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6月宣布,将从2027年春季起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覆盖平台与澳大利亚基本相同。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平台。在更广的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马来西亚从2026年1月1日起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或独自使用社交媒体账户。印度尼西亚则在3月28日开始分阶段执行禁令,TikTok和YouTube已据此关停了约470万个未成年人账户。在美国,至少40个州在2026年 legislative session 中提出了超过300项涉及社交媒体与儿童的法案或决议;佛罗里达州禁止14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15至16岁需父母同意。

全球范围内,一场针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潮”正在成形。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禁令的治理逻辑正在遭遇三重结构性困境。

第一重:执行之困。 青少年的规避手段层出不穷——在年龄估算扫描时给自己画上胡子、用虚假出生日期创建新账号、借用父母或兄长的账号。澳大利亚eSafety的调查显示,在禁令前拥有账号的16岁以下青少年中,有60%至70%设法留在了平台上。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主流平台的大门关闭,青少年并未消失于网络,而是涌向监管更薄弱的替代平台。清华大学智媒研究中心的报告发现,Yope等替代平台的用户量迅速攀升,其中约一半用户为16岁及以下。有专家担心,禁令可能将青少年推向匿名性更高、监管更困难的网络角落。

第二重:归因之困。 把复杂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简化归因于社交媒体,可能会遮蔽贫困、不平等与家庭结构等更根本却更难解决的因素。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对1309篇相关综述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论是: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方向高度依赖使用方式、动机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雳指出,身份认同是青少年时期的核心发展任务——其团队研究发现,未成年人使用移动媒介最突出的需求是人际交往,而非家长普遍认为的“玩游戏”。“完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既难做到也无意义,”雷雳说。

第三重:权利之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提醒,未成年人不是单纯需要被管控、被隔离的对象——“他们是数字权利的主体,享有学习、表达、参与、发展的权利。”“你要让他们学会游泳,就要先让他们下水,”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郑宁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蒋俏蕾则警示:“禁令式治理的结果可能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和治理成本上升。”

在禁令浪潮的另一面,一种不同的治理思路正在浮现。中国并未采取全面禁令的路径。2024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实施,2026年3月《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四类风险信息的认定标准。这套体系更侧重于平台责任、内容治理和算法约束,而非年龄门槛的一刀切。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主张从“隔离管控”转向“基于权利的风险管理”。专家们呼吁构建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多元协同的保护体系,而非依赖单一禁令。

回到悉尼的厨房。Naomi Parrish的儿子Ethan至今仍未获得TikTok。对Parrish女士而言,禁令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阻挡了所有青少年——而在于它给了她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也许,这就是禁令最真实的效用:它无法彻底关上大门,但至少让家长在门边有了一席之地。

撰文 / OR
题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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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9 10:00

从澳大利亚到欧盟,全球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潮正遭遇同一个困境

一纸禁令,能挡住Z世代的拇指吗?

【OR伦敦】——去年12月的一个清晨,悉尼母亲Naomi Parrish在厨房里发现了儿子Ethan用白板笔写下的一份“请愿书”。12岁的Ethan刚刚拿到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他想下载TikTok。白板上工工整整地列着几条理由,旁边还贴着两张贴满卡通贴纸的手写信。

Parrish女士的答复很干脆:不行。她的理由让儿子无从反驳——“这是违法的,我们会因此被罚款。”

这道“护身符”来自澳大利亚2025年12月生效的全球首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该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在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和X等主流平台拥有账户。禁令生效后48小时内,超过470万个社媒账户被移除或停用。

然而,六个月后的现实远比立法者想象的复杂。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一项调查覆盖了408名12至17岁青少年,结果显示约86%的16岁以下受访者在过去一周内仍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另有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澳大利亚eSafety监管机构3月的报告也显示,七成在禁令前已有账号的青少年仍然活跃在平台上。

“我感觉那一天什么都没有改变。”堪培拉15岁的Olivia Olsen说。42岁的Lauren Hillier原本指望禁令能让她不必再扮演“邪恶的坏妈妈”来管控13岁儿子和15岁继女的手机使用——结果她的儿子仍在使用Instagram,继女仍在刷Snapchat。

澳大利亚政府的选择是“加倍下注”。今年6月,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将对违规科技企业的最高罚款从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并赋予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更大的调查权限。“大型科技公司没有做足够的事来遵守法律——平台上仍然有太多孩子,”阿尔巴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通信部长Anika Wells则指责企业“采用大型科技公司的惯用伎俩,做最低限度的敷衍。”

澳大利亚的试验并未阻止其他国家跟进——恰恰相反。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6月宣布,将从2027年春季起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覆盖平台与澳大利亚基本相同。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平台。在更广的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马来西亚从2026年1月1日起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或独自使用社交媒体账户。印度尼西亚则在3月28日开始分阶段执行禁令,TikTok和YouTube已据此关停了约470万个未成年人账户。在美国,至少40个州在2026年 legislative session 中提出了超过300项涉及社交媒体与儿童的法案或决议;佛罗里达州禁止14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15至16岁需父母同意。

全球范围内,一场针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潮”正在成形。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禁令的治理逻辑正在遭遇三重结构性困境。

第一重:执行之困。 青少年的规避手段层出不穷——在年龄估算扫描时给自己画上胡子、用虚假出生日期创建新账号、借用父母或兄长的账号。澳大利亚eSafety的调查显示,在禁令前拥有账号的16岁以下青少年中,有60%至70%设法留在了平台上。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主流平台的大门关闭,青少年并未消失于网络,而是涌向监管更薄弱的替代平台。清华大学智媒研究中心的报告发现,Yope等替代平台的用户量迅速攀升,其中约一半用户为16岁及以下。有专家担心,禁令可能将青少年推向匿名性更高、监管更困难的网络角落。

第二重:归因之困。 把复杂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简化归因于社交媒体,可能会遮蔽贫困、不平等与家庭结构等更根本却更难解决的因素。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对1309篇相关综述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论是: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方向高度依赖使用方式、动机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雳指出,身份认同是青少年时期的核心发展任务——其团队研究发现,未成年人使用移动媒介最突出的需求是人际交往,而非家长普遍认为的“玩游戏”。“完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既难做到也无意义,”雷雳说。

第三重:权利之困。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提醒,未成年人不是单纯需要被管控、被隔离的对象——“他们是数字权利的主体,享有学习、表达、参与、发展的权利。”“你要让他们学会游泳,就要先让他们下水,”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郑宁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蒋俏蕾则警示:“禁令式治理的结果可能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和治理成本上升。”

在禁令浪潮的另一面,一种不同的治理思路正在浮现。中国并未采取全面禁令的路径。2024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实施,2026年3月《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四类风险信息的认定标准。这套体系更侧重于平台责任、内容治理和算法约束,而非年龄门槛的一刀切。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主张从“隔离管控”转向“基于权利的风险管理”。专家们呼吁构建政府、平台、学校、家庭多元协同的保护体系,而非依赖单一禁令。

回到悉尼的厨房。Naomi Parrish的儿子Ethan至今仍未获得TikTok。对Parrish女士而言,禁令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阻挡了所有青少年——而在于它给了她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也许,这就是禁令最真实的效用:它无法彻底关上大门,但至少让家长在门边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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