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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8 07:36
经济

当灵活就业成为“安全网”,中国就业市场的真实图景远比数字复杂

5.1%失业率下的暗流。
■

北京,清晨六点。张宝将车开出小区,打开某网约车平台,开始他每天近十七个小时的接单生活。这位三十岁的前软件测试工程师,去年被裁员后再也没能回到科技行业。“以前打车的人,现在得自己开车了,”他说。扣除租车和充电费用,他每月收入约六千元。

张宝的故事并非个案。在当下的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正经历着类似的职业轨迹——从正规就业滑入零工经济的洪流。而官方的统计数据,却讲述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一、数据与体感之间的鸿沟

国家统计局6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份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

这些数字若放在全球坐标中审视,堪称亮眼。然而,数字之下的微观体感却呈现出另一番光景。

问题出在指标本身。调查失业率的定义遵循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在参考周内为取得报酬工作过至少一小时即算作就业。这意味着,一名每周只接了几单外卖的骑手、一名每天跑两小时网约车的司机,在统计上都被归入“已就业”行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对本报表示:“现行失业率指标本质上是一个低限指标,它测量的是'完全没有工作'的人群,而非'没有充分工作'的人群。这就像用体重来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有用,但远远不够。”

二、三亿人的“缓冲带”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已达2.8亿人,2026年预计增至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总人口。

灵活就业已成为中国就业市场的“安全网”。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房地产危机冲击建筑岗位、制造商通过自动化和成本削减裁员,零工经济吸纳了大量溢出的劳动力。

香港理工大学文化人类学专家战洋表示:“这一比例极高。它不再局限于农村移民,已经蔓延到中产阶级和大学毕业生群体。”

但这种“安全网”的代价正在显现。上海财经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6年一季度,物价持续低迷导致企业有产量而利润承压,就业市场承受隐性失业、变相降薪和AI替代人工等多重冲击。劳动参与率下降约1.9至2.3个百分点,隐性失业人口估计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

三、“消失的中间地带”

就业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结构性重塑。

一方面,AI相关岗位招聘增速达31.1%,领跑全行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5月份增长15.1%。另一方面,5月份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虽降至15.6%,为11个月低点,但仍是25至29岁群体失业率(7.2%)的两倍有余,更是30至59岁群体(4.1%)的近四倍。

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总量压力与结构性错配交织——“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未见根本改观。

更值得警惕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新二元结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制度文本上的劳动保障水平居全球前列,但受到高标准保护的工作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实际保障水平远低于正规就业。“人到四十岁,一旦失业,不仅无法找到原有水平的工作岗位,还有较大可能进入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劳动保障差距较大。”

四、48.2小时背后的故事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8.2小时——这一数据看似正常,却可能掩盖了“过度就业”与“就业不足”并存的现实。

野村证券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曾指出,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在减少,经济学家通常将此解读为未充分就业或人们的工作远未发挥其潜力的迹象。

零工经济的兴起正在重塑工作与收入的稳定性。一名北京的外卖员告诉记者,他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天气、平台算法和运气”——这种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数以千万计劳动者的日常。

五、政策转向:从“量”到“质”

决策层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转向——不再追求单一的“量”,而是专注于“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既有城镇调查失业率年均低于5.5%的“量”的底线,也有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从30%提至35%的“质”的硬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苏丽锋分析称,如果说“十四五”时期就业政策更多是托底,那么“十五五”期间已走向源头治理,将就业纳入发展的起点来考量。

规划还提出“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要求“慎重出台对就业有明显收缩效应的政策”。这意味着,就业不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变量,而是前置约束。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在解读规划时直言,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持续显现。

六、未完成的答卷

回到张宝的故事。他说自己对重返科技行业“不抱什么希望”。在统计局的表格里,他是一名“已就业人员”;在现实中,他是一名从白领沦为“零工”的三十岁年轻人,每天工作近十七个小时,月收入只有过去的零头。

5.1%的失业率数字是真实的——但它讲述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当3.2亿人置身于缺乏稳定保障的灵活就业之中,当1500万至1800万人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当近六分之一的求职青年找不到工作,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已远超一个百分比所能承载。

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之间的裂缝,正在成为中国就业市场最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命题。而这个命题的答案,远非一个失业率数字所能给出。

■
撰文 / OR
题图来源:XINHUA/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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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8 07:36

当灵活就业成为“安全网”,中国就业市场的真实图景远比数字复杂

5.1%失业率下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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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晨六点。张宝将车开出小区,打开某网约车平台,开始他每天近十七个小时的接单生活。这位三十岁的前软件测试工程师,去年被裁员后再也没能回到科技行业。“以前打车的人,现在得自己开车了,”他说。扣除租车和充电费用,他每月收入约六千元。

张宝的故事并非个案。在当下的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正经历着类似的职业轨迹——从正规就业滑入零工经济的洪流。而官方的统计数据,却讲述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一、数据与体感之间的鸿沟

国家统计局6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5月份为5.1%,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

这些数字若放在全球坐标中审视,堪称亮眼。然而,数字之下的微观体感却呈现出另一番光景。

问题出在指标本身。调查失业率的定义遵循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在参考周内为取得报酬工作过至少一小时即算作就业。这意味着,一名每周只接了几单外卖的骑手、一名每天跑两小时网约车的司机,在统计上都被归入“已就业”行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对本报表示:“现行失业率指标本质上是一个低限指标,它测量的是'完全没有工作'的人群,而非'没有充分工作'的人群。这就像用体重来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有用,但远远不够。”

二、三亿人的“缓冲带”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已达2.8亿人,2026年预计增至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总人口。

灵活就业已成为中国就业市场的“安全网”。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房地产危机冲击建筑岗位、制造商通过自动化和成本削减裁员,零工经济吸纳了大量溢出的劳动力。

香港理工大学文化人类学专家战洋表示:“这一比例极高。它不再局限于农村移民,已经蔓延到中产阶级和大学毕业生群体。”

但这种“安全网”的代价正在显现。上海财经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2026年一季度,物价持续低迷导致企业有产量而利润承压,就业市场承受隐性失业、变相降薪和AI替代人工等多重冲击。劳动参与率下降约1.9至2.3个百分点,隐性失业人口估计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

三、“消失的中间地带”

就业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结构性重塑。

一方面,AI相关岗位招聘增速达31.1%,领跑全行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5月份增长15.1%。另一方面,5月份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虽降至15.6%,为11个月低点,但仍是25至29岁群体失业率(7.2%)的两倍有余,更是30至59岁群体(4.1%)的近四倍。

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总量压力与结构性错配交织——“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未见根本改观。

更值得警惕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新二元结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制度文本上的劳动保障水平居全球前列,但受到高标准保护的工作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实际保障水平远低于正规就业。“人到四十岁,一旦失业,不仅无法找到原有水平的工作岗位,还有较大可能进入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的劳动保障差距较大。”

四、48.2小时背后的故事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8.2小时——这一数据看似正常,却可能掩盖了“过度就业”与“就业不足”并存的现实。

野村证券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曾指出,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在减少,经济学家通常将此解读为未充分就业或人们的工作远未发挥其潜力的迹象。

零工经济的兴起正在重塑工作与收入的稳定性。一名北京的外卖员告诉记者,他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天气、平台算法和运气”——这种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数以千万计劳动者的日常。

五、政策转向:从“量”到“质”

决策层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转向——不再追求单一的“量”,而是专注于“高质量充分就业”。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既有城镇调查失业率年均低于5.5%的“量”的底线,也有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从30%提至35%的“质”的硬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苏丽锋分析称,如果说“十四五”时期就业政策更多是托底,那么“十五五”期间已走向源头治理,将就业纳入发展的起点来考量。

规划还提出“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要求“慎重出台对就业有明显收缩效应的政策”。这意味着,就业不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变量,而是前置约束。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在解读规划时直言,就业工作仍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持续显现。

六、未完成的答卷

回到张宝的故事。他说自己对重返科技行业“不抱什么希望”。在统计局的表格里,他是一名“已就业人员”;在现实中,他是一名从白领沦为“零工”的三十岁年轻人,每天工作近十七个小时,月收入只有过去的零头。

5.1%的失业率数字是真实的——但它讲述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当3.2亿人置身于缺乏稳定保障的灵活就业之中,当1500万至1800万人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当近六分之一的求职青年找不到工作,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已远超一个百分比所能承载。

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之间的裂缝,正在成为中国就业市场最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命题。而这个命题的答案,远非一个失业率数字所能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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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OR
题图来源:XINHUA/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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